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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崇拜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与凝聚力
2017-01-09 16:07:35 点击: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含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2月8日至11日在河北省涿州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学者与刘关张赵四姓后人共46人,会议从历史、文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角度对关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从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与传承,并从中引伸出崇尚忠义仁勇的中国人文精神与凝聚力,挖掘出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丰富内涵。据在海内外多次出席有关学术会议的学者反映,在关羽研究方面,这是一次水平较高的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在刘备与张飞的故乡和桃园三结义之地召开,触景生情,有益与学术讨论,并为居住在台湾与海外的学者和刘关张赵后人提供了瞻仰和凭吊先祖的场地,也为他们途径北京的参访拜会活动提供了方便,可谓是一举三得。

  现将会议研讨内容与有关学术参观和访问活动综述如下。

  (一)会议、祭祖、参观

  这是一次高层次的专题学术研讨舍。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王洛林研究员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学、世界宗教和哲学等研究所领导、研究员和副研究员22人。

  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世界关氏总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三家联合组织了台湾与海外学者代表共24人出席了会议,其中有研究员、教授和刘关张赵四姓后人。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会议、海峡两岸商务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台湾金鼎企业集团总裁张平沼团长在开幕式上致辞。世界龙冈亲义总会前任会长、财团法人民主基金会创办人、淡江大学讲座教授关中任台湾与海外学术代表团监督,关中先生自1949年去台湾后长期在台湾政界担任要职,这次应邀与会是他首次返回祖国大陆之行,在开幕式上他以《我对中国统一的看法和愿景》为题发表了讲话,表达了他期盼国家早日统一的愿望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理念明确,情意真挚。

  世界龙冈亲义总会是刘关张赵四姓的宗亲组织。它于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年间成立于广东省恩平县龙冈地区,宗旨为“四姓连宗,四海一家,信仰忠义仁勇”精神。随着龙冈人移居海外,世界龙冈总会在华侨华人中发展组织,现在世界各地共有一百五十多个分会所,会员三百余万人,总会设在台北。

  世界关宗总会是关氏后人的宗亲组织,也是世界龙冈总会的分会组织,现任会长关英才是新加坡颇有成就的商人,同时担任世界龙冈亲议总会荣誉会长。

  两岸学者和刘关张赵后人在参观张飞井、张飞庙和《三国演义》电视剧拍摄基地时兴趣甚浓,态度认真。在纪念桃园三结义的三义宫,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举行了隆重的“蜀汉先帝刘备实诞祭典”,祭文中表达了他们对先祖刘备的恭敬颂扬,也表达了他们祈祝“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

  河北省涿州市政府多位领导、市台办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与笔者先后出席了会议,宴请了与会全体学者,并在会务、接待和参观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二)历史上的关羽“是三国时蜀汉的一员猛将”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历史上的关羽,与会学者论文中多有涉及,着墨不长,因为记述关羽生平的历史资料较少,如《三国志·蜀书》中关羽传只有950个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在论文《关羽崇拜的形成》中做了概述:“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关羽与刘备一起创业中,一度被曹操俘虏,为曹军建立过战功,“在万军中策马斩颜良首级”,后来关羽又归刘备,在守荆州过程中,北攻魏之樊城,降魏将于禁,斩魏将庞德,威震华夏。以后败走麦城,被孙权生擒斩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大渭在题为《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的论文中,从《三国志·蜀书·先主傅》记载中推算出关羽大约生于东汉延熹六年(163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台湾空中大学人文学系副教授蔡相辉在论文中用160一219年表述关羽生卒,未论及考证来源。但两位学者表达的关羽卒年相同,出生年相差三年,应为基本一致。

  对于关羽历史的评价,总的说来颇为一致:“历史上的关羽只是三国蜀汉的一员猛将。”(王学泰语)朱大渭论文中用“关羽生平”一节所列关羽一生五十七年经历要事,颇为详尽;他在“名将风采”这一节中指出“关羽并非只是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至于荆州失守,他认为:“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

  对于关羽的武艺超群,智勇双全,两岸学者多有赞誉,颇为一致,台湾学者还增加“刮骨去毒,谈笑自若”的英雄气概,还着力强调“关羽最可爱的地方,是他忠于二主,兼顾对刘备的忠与对曹操的义,而且表达得明明白白,始终不渝,使刘备与曹操都能打心底肯定、接受,甚至钦佩。这种明白、公开而且有恒的忠,任何人看来,都会觉得非常可靠。一般人即已如此,如果是国家、政党领袖,有这种性格的支持者,更会觉得宝贵”。朱浤源研究员这段话似有影指海峡两岸现实之意,很值得玩味与沉思。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曹俊汉在题为《细说中国民间社会中的义气:从关云长与曹孟德的恩怨情仇说起》论文中详细地述论,引出作者“美不胜收的感觉”,“充满忠孝节义的豪情”,“成为中国伦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者看来,红脸关羽与白脸曹操“义气并重”,“重于法律”,“重于军令”,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情义的可爱迷人,义气的可贵与伟大”。笔者与曹俊汉探讨时,他认为情义与义气可供今日发展两岸关系中用。

  至于荆州的丢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梁满仓在《关羽和荆州》论文中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从根本上说,是刘备集团对孙吴必夺荆州的方针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与朱大渭文见解是一致的,但梁满仓文章列举事实后认为关羽在处理与东吴关系中“缺乏谋略思想”也是其失守原因之一。而其它学者则认为造成这一后果是关羽的“傲气骄志”所致。

  (三)关羽崇拜的兴起与演进过程

  关羽逝后,关羽崇拜兴起于北宋,先民间后官方,先地方后中央。元、清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最用力,超过汉族统治者,这是颇有意思的。

  蜀汉后主景跃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据考证,壮缪类同岳飞武穆,这是关羽逝后约四十年首次晋封。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顗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朱大渭语)。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千元元年(963年)到武成王庙视察,当他看到两廊壁上参与配享的历代武将画像时,当场指示,只有‘功业始终无暇者’才有资格配享,并命令吏部尚书张昭等议论一下去取。结果将汉代的班超、唐代的秦叔宝等二十三员战功显赫的武将晋升到两廊接受配享;关羽、张飞等二十二人被黜”(见《资治通监》卷三)。可见到了宋代初年,关羽的地位不仅等同与历“到了北宋中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关羽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地位,而且还有所提高。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其中通俗文艺的兴起对社会潮流和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各种通俗文艺作品中与关羽密切相关的“说三分”,也就是说“三国”故事,传播甚广,《三国志平话》虽然刻于元代,其主要故事情节宋代就已形成,关羽为后世人们所崇拜的特征,绝大多数已经在《三国志平话》的故事中出现,成为这部平话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由此可见,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已经产生(王学泰语)。

  “宋元以来,民间流行说书,尤好说三国,因三国豪杰人物最多,故事最动人,元末罗贯中并将之撰成演义,流传更广,对诸葛亮、关羽等人更生动刻画,让读者深印脑海,民间之关公印象来自演义所刻画更胜于《三国志》”。“在演义中关羽事迹占十六回以上,描写英雄气慨跃然纸上,极易深入人心成为神祗膜拜”。据其分析,演义中的关羽事迹已较《三国志》大增,为: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智占徐州;降汉不降曹;正气参天春秋志,挂印封金古城会;智战襄樊;刮骨疗伤;败走麦城;英灵不死等等。(台湾警察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吴彰裕教授论文《关羽信仰研究》)。

  与民间崇拜相联系,道、佛两教也在兴起与发展关羽信仰,它推动了关羽庙宇的兴建,道教已将关羽奉为“关公”,隋唐已达“关帝”。佛教本来自西土佛地,也将关羽封为佛教护法“伽蓝”尊者而供奉。

  “儒者以孔孟为宗,主张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天人合谐的自然崇拜,不似一般的宗教,但儒者秉春秋之举,对忠孝节义之士记述其事迹,令后世景仰,有助于关公信仰之成型”(吴彰裕语)。

  民间信仰和儒释道三教崇拜,对上层统治者形成影响;一般而言上层统治者将民间崇拜称之为“淫祀”并加以限制,但关羽则为例外,他的忠义对统治者而言显然是可以利用,而关羽生前未成霸业死后也不可能动摇统治者的地位,还可“不以成败论英雄”,取其德尊之。

  在这样背景下,关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可谓是“武将群中独一人”(朱大渭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浤源则指出:“关公思维,在过去一千七百年之中,有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变化。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确实是有任何其它古人所没有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还随时间的推移而‘步步高升’,与孔、孟等至圣先师以及亚圣相比,关羽不但毫不逊色,还‘后来居上’:到了二十世纪,关羽不但也称‘圣’,还称‘公’、 ‘王’、‘神’;‘帝’、‘皇’、‘帝君’、‘大帝’,最后当上了‘上帝’、 ‘天公’、‘玉皇大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胡小伟将历代关羽崇拜作出概括,称为“关羽以一身而系三教之崇”的“全民崇拜”,并以清代关庙一幅对联,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史文化地位的巨大影响: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廊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着,真所谓荡乎难名 。

  如果在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之后加上清封圣,这个表达就更完整了。对关羽的“全民崇拜”,“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是,金、元、清与宋、明相比元、清的崇拜热情更高”,这种推崇既是他们以少数民族为主统治多数的汉族的政治需要,而推崇的过程也是他们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古书上云元朝、清朝打败汉族王朝,都有关公显灵,这种天意之说,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借用汉族文化来达到其统治地位合法的自圆其说,从另一角度上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表现。

  (四)两岸学者对关羽研究的异同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2l篇,其中包括两位团长的开幕词和关中先生有关国家统一的论文,此外台湾学者论文5篇,虽在数量上不及大陆学者13篇的一半,但论文颇有深度,见解独到。大陆学者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其论文数量较多,含有科研队伍人数众多,学科门类整齐、史料丰富之便,其中专题考证数篇,是为专深;多篇综论,颇有特色;也有有感而发,见解多样的文章,总体上讲,两岸学者的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颇有深度,各有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论文《正史中的关羽与演义里的关公》直指两者之间存在着的若干差异甚至矛盾之处,说明关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状况,因为“事实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形象落差”,而“关帝庙见到的关公,既非演义,亦非正史的关羽,而是按照后世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理想理念重新塑造和组合关公”。“这位另类关公,承载着现实人们的希望和寄托,成为千秋凛然的伟岸形象,尤其成为华人社会维系圈内社会联系和公共生活的精神纽带以及亲情认正”。

  关羽崇拜和其它民间崇拜的起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朱大渭研究员用马克思关于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力量的形式”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大陆其它学者赞成这一分析,台湾学者没有对这一说法表示意见。

  台湾学者朱浤源对大陆学者关于历代封建帝王晋封关羽的原因则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依大陆学者传统看法,在皇帝专制时期,关公的地位之所以提升,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出于政治需要,看中关羽身上的忠和义,因此,‘他们不断给关羽加冠晋爵’。如果研究断限在清末,这种说法或因无法比较而被接受。但如今民主政体已经建立九十年,情况究竟如何呢?”作者认为: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高层首长没有人公开反对关公崇拜”,但“以帝制的架构诠释关公的社会背景,以及强调忠、义,甚至扩而大之”,关公崇拜在社会民主化之后,似乎更加盛行,“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陆,关公已经在天界升至作为男性神明的最高境界:玉皇大帝”。细读朱浤源研究员全文,其意在强调关羽崇拜的民间社会和公共行政方面作用的“多角度切入再行综合”,他在“多考量被统治者的需求”这一段中指出:

  1.从精神看:以关公精神要求人民,能抓住社会安定的本质,在每个人的社会满足度较高。再就是强调个人的责任,不强调权利。

  2.从过程看:人民(被统治者)被要求遵守公共行政的法令规章。

  3.从结果(功能)看:政治的基础在社会,社会不安,政治自然动摇。关公崇拜,也强调这种理则关系,强调个人对上关系的忠诚,也要求对庶民百姓的爱护。

  根据如上分析,作者认为:“关公被神化,对任何政治体制统治均有正面的效益”。

  总体而言,两岸及海外学者对关羽和关羽崇拜的看法是大同小异,“同”远远多於“异”。

  (五)台湾的关羽信仰

 

  多位台湾学者在论文中介绍台湾关公信仰的情况,使与会大陆学者对此有了多的了解,兴趣甚浓。史上的一般武将,而且,由于其功业未就,而受到歧视,(王学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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